说起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著名的法拉利跑车，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此公司最著名的产品却并非汽车，而是其风靡全球的CR系列飞机。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也曾装备过这一系列的战机。

  1932年，菲亚特飞机总设计师莱斯蒂若·洛萨特利设计出一款外形小巧,机动性能优越的双翼战机CR-30。该机在多项飞行大赛中夺冠，并迅速装备意大利空军。仅过了一年，菲亚特公司便针对CR-30在使用中的问题，进一步设计出了机动性能更卓越的CR-32战机。

  这款战机为双翼梁结构，机体结构用铝管制造，由4根大梁组成。整个上机身地板及尾轮支柱附近区域全部为轻质铝板包覆，机身别的部分则为布质蒙皮。不可收放的主起落架各由两根支柱连接到前机身，轮胎上配有液压减震器。该机装备菲亚特A30R·A 12缸液冷发动机，2750转/分时输出功率441千瓦，两片式全金属螺旋桨。

  武器为安装在机首位置的两挺7.7毫米维克斯机枪或12.7毫米萨法拉机枪，每挺机枪配弹750发或350发。容量340升的主油箱被放置在发动机防火壁和飞行座舱之间，其机翼中央子弹形的整流罩内还有一个25升的辅助油箱。该机最大起飞重量1916千克，其中侦察设备、弹药526千克。满载情况下滑跑距离268千米，爬升到3048米需要5分25秒。在3048米高度的最大平飞速度为381千米/小时，正常作战环境下航程为780千米。

  从1933年至1938年间，菲亚特公司又相继推出了三款改进型CR-32战机。其中CR-32bis战机采用了功率更强的菲亚特A·30RAbis发动机，并且还在每侧下机翼的上表面整流罩内各增加一挺7.7毫米萨法拉机枪，从而使机枪总数达到了4挺之多，但由于起飞重量增加到了1973千克，因此其性能提升极其有限。

  此后的CR-32ter和CR-32quarter又将机枪调整为了2挺头枪，口径统一为了12.7毫米，另外还增加了如无线电等诸多设备，机身下方也增设了炸弹挂架，挂载能力为90千克，其综合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CR-32战机的最大特点便是机动性能极其出色，菲亚特公司甚至称它是其制造过的机动性最好的飞机。因此1933年末，该机一经装备，便迅速成为了意大利空军的主力作战飞机，其在随后的1936年西班牙内战中更是大出风头。CR-32战机完全压制了共和国军的伊-152战机，并在面对苏制伊-16战机时毫不怯场，充分的发挥其格斗能力出众的特点，取得了双翼机多次击落单翼机的不俗战绩。

  据统计西班牙共和国军的550架伊-152战机中有496架被击落或炸毁，475架伊-16战机有415架被击落或炸毁，210架SB-2快速轰炸机中损毁了178架，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毁在CR-32战机的枪口下。到1939年11月时，已有292架CR-32战机装备了意大利空军，成为了意空军装备数量最多的战机。

  早在1933年6月，意大利空军Cuss中尉在杭州向中国政府公开展示CR-30战机，此后该机被赠送给中国空军，并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1936年底失事坠毁。1934年国民政府与意大利远东公司达成购买CR-32战机战机协议，但是该机的购买数量至今没有确切说法。根据1935年2月英国的一份报告，中国空军此时已装备了9架此款战机。

  1935年初疑似又有13架CR-32战机交付中国空军，但是此后由于飞行训练事故造成多架飞机损毁（比如1936年10月12日，第8队少尉本级飞行员文魁联在南京大校场驾驶CR-32战机练习飞行时，失事，机毁人亡。），这中间还包括5架战机在地面意外损毁，于是中方又订购了3架作为补偿。这批飞机装备在中央空军第8队中,编号为s/n801-812。

  这批装备中国空军的CR-32战机为首批量产型号，但其与意大利空军装备的机型又有少许不同之处，其机枪统一为7.7毫米维克斯机枪，并且取消了机首侧面的散热片设置。同时部分战机上安装有无线电设备，虽然其无线电设备非常有可能仅为单向接收地面指挥信号的无线战机仍然成为了中国空军首款安装有无线电设备的驱逐机。

  CR-32战机使用的并非普通的航空燃油，而是一种由55%汽油、23%酒精和22%苯组成的混合燃料，这种燃料只能从意大利进口，因此这也影响了中国进一步采购此款战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此时陈济棠手中的王牌便是强大的广东空军，其拥有6个中队，装备有多款新型的战机，如美制波音281驱逐机、霍克Ⅱ、霍克Ⅲ驱逐机、德制亨克尔He111A0轰炸机等。广东空军在战机的数量和质量上，以及飞行员的素质方面，毫不弱于南京政府的中央空军，甚至还要超出。早在1927年，广东航校便已成立，当1934年2月中央航空学校实际上的第一期学员毕业时，广东航校已经毕业了六期学员。广西空军的实力也不错，拥有3个中队，自身也建立了广西航空学校，培养了多批学员，部分学员还请广东航校代为培训，同时派遣两批学员前往日本陆航明野飞行学校进行深造。可以说这三支空军是当时中国最强空中力量的代表。

  为了对抗这两支强大的空军，中央空军派遣大量部队进驻江西与湖南，警戒两广空军可能的进袭。在这种情况下，装备CR-32战机的第8队在队长王天祥的率领下进驻了南昌机场。

  1936年7月2日上午，第8队的3架CR-32战机正停在南昌机场警戒待命，突然空中飞来4架飞机，它们正是从广东飞来的道格拉斯O-2MC轰炸机。此时机场人员全都大吃一惊，地勤人员赶紧协助飞行员登机装备作战，谁知CR-32战机还未来得及起飞，那4架“敌机”就降落在了机场。

  原来这4架隶属广东空军第5队的轰炸机是飞来起义投诚南京政府的。南昌基地热烈欢迎这批起义归来的飞行员，王天祥在与起义领头人员黄志刚交谈中得知，同时起义的还有3架隶属广东空军第2队的波音281战机，它们此时已飞抵福建漳州。

  波音281战机是第一代单翼驱逐机，是当时全球范围内已列装部队的第一流机种，也是南京政府对广东空军情报中的注意焦点。

  王天祥的脑海里曾无数次的想象过，其率领的CR-32战机与波音281战机的交战情景。

  波音281战机实在漂亮极了，下单翼的时尚造型，全白的机身配上机侧硕大的黑色阿拉伯数字，难怪装备这款战机的广东空军第2队被称为“白鹰中队”。王天祥对该机爱不释手，因此也刻意笼络那3位波音281的飞行员——黄居谷、岑泽鎏和蔡志昌，最后他如愿地率领这3架战机返回了南昌。后来在王天祥的努力下，航委会竟然同意将他们连人带机全部编入第8队旗下，此时的第8队也因装备了全中国唯二两款专用驱逐机而大为风光。

  此后，两广空军全部起义投诚，空军的叛逃直接引发了两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起义归来的原广东空军第2队被改编为中央空军第17队，他们原装备的10架波音281战机由于只剩7架了，数量实在太少，因此，航委会又下令将原先王天祥“要”去的3架波音281还给了第17队，但那3位广东飞行员则留在了第8队，改为驾驶CR-32战机。

  1936年10月，空军整合成立了9个大队又6个独立中队，第8队被编入第三大队，驻地首都南京。1937年5月毕业的，中央航校六二期的高庆辰就被分配到第8队担任见习飞行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三大队是担任首都空防的，下辖7、8、17，3个队.大队部和7与17两个队，都驻在南京东面40公里的句容，只有8队驻在南京大校场机场。该场当时驻的还有郑长庚的4队和黄志刚的15队…”

  “…早上练习飞行，那时的菲亚特（指CR-32战机）已经老旧，而液凉发动机，夏天里刚起飞，水就开了。为了想能多散一点点热，连散热器外边铝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所以警戒时，为免在地面滑行到跑道头的一段距离将水烧开了，凡是当班警戒的飞机，一早就用人力将之推到跑道头。飞行员坐卡车去上飞机。一启动不可试车太久，必须立刻升空。因为大气是越高越冷的，所以快点爬高，水就不会烫开了。飞机又少，只有7架，常需修理，每天妥善的只有4、5架，所以很少用它练习飞行。”

  从高庆辰的回忆中显而易见，缺少了原版中机首侧面散热片的CR-32战机，对其飞行性能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方面爆发。根据《中国空军部队兵力表》显示，此时的第8队拥有7架CR-32战机，其中5架妥善、2架待修。

  第8队人员编成为：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兼第8队队长：王天祥（中央航校一期，1937年8月22日，上海上空被日高射炮击落阵亡），副队长：陈有维（中央航校二期），分队长：刘炽徽（美国华侨航校、中央航校三期，1937年9月19日，南京空战阵亡）、黄居谷（广东航校六期，1937年9月19日，南京空战阵亡），队员：岑泽鎏（广东航校六甲班，1941年3月14日，成都双流空战阵亡）、蔡志昌（广东航校六甲班，1937年9月11日，南京上空失事殉职）、王玉琨（中央航校四期）、武振华（中央航校六一期，1942年4月24日，昆明上空失事殉职）、张浩英（中央航校六一期）、张韬良（中央航校六一期，1937年10月14日，南京空战阵亡），最后两位见习飞行员为高庆辰（中央航校六二期）和骆春霆（中央航校六二期，1938年3月8日，渭南空战阵亡）。

  1037年8月15日，日海航为报复8月14日的失利，出动鹿屋队新田少佐指挥14架96陆攻，木更津队林田少佐指挥20架96陆攻，第二空袭队出动16架94舰载轰炸机、13架96舰载攻击机、16架89舰载攻击机，第四空袭队出动9架95水上侦察机，共计88架，以及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出云”号上的舰载机近100架分批向我空军基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13时30分，17架日机空袭南京。第三大队17队队长黄泮扬率5架波音281战机，17队分队长秦家柱率3架波音281战机，第8队副队长陈有维率5架CR-32战机起飞迎敌。当陈有维发现日机时，当即率领分队长黄居谷加足马力，跟踪尾追，最终在句容南天王寺附近，共同击落一架日机。然而陈有维的座机却被日机击中发动机，只得迫降句容附近。

  另一边分队长刘炽徽率领队员岑泽鎏共同追击一架日机，两人从敌机的后下两侧分别攻击，最终将该日机击坠于潥水以西。刘炽徽驾驶的编号808的CR-32战机被日机击中4弹，队员蔡志昌所驾编号807的CR-32战机因发动机故障，迫降潥水。

  CR-32战机首次参战便击落两架96陆攻，这样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第8队的队员。但由于CR-32战机常常处于维修状态，导致了它的出勤率始终偏低。而此时的中日空中态势，则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1937年9月2日，正在上海前线作战的“加贺”航母所属战斗机飞行队首批接收了3架最新型96舰战，自此上海前线的日军终于有了性能上可以全面压倒中国空军的战机了。9月9日，日第13航空队从济州岛转场至上海公大机场，完成了96舰战在中国的第一次陆上实战部署。

  9月4日上午11点30分，第四大队23队队长毛灜初率四大队、五大队共9架霍克Ⅲ战机，前往上海一带驱逐敌轰炸、侦察机，掩护陆军作战，结果在罗店上空遭遇“敌驱逐机二分队，突有敌单翼驱逐机二架，向我第一分队毛灜初、郑少愚、乔志云等三机攻击”。

  在激烈的战斗中，五大队24队队员乔志云驾驶的2409号机被击伤，迫降于无锡附近，机损人轻伤。而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战机油箱被击中起火，迫降于杨林口附近。

  这位空军英雄、地下党员，身受重伤，面部毁容，在医院躺了近4个月才得以勉强康复。而击落他的，正是日海航中岛正大尉率领的2架96舰战。这也是96舰战在华的首次作战。

  9月7日,“加贺”航空战队的3架96舰战在五十岚周正大尉的率领下，在太湖上空与第五大队25队赖名汤副队长率领的3架霍克Ⅲ战机展开激战。此役，飞行员吕基淳臀部中弹，飞机起落架被击坏，迫降时发生翻转。而赖名汤的座机中弹高达61发，这位未来的台湾空军总司令、四星上将参谋总长可谓是死里逃生。

  为了报复中国空军在前一日进行的“复仇之夜”轰炸行动，日军决定在9月19日这天进行报复行动。当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以军方名义通知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声言从当日起日本海航将对南京实施大规模空袭，劝告各国驻南京的外交及商务人员离开防止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7点55分，在长谷川清亲自到场送行下，17架96舰爆、12架96舰战和16架中岛95水侦依次起飞，向南京袭来。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起飞多架战机进行拦截，其中第8队由两位分队长刘炽徽、黄居谷分驾两架CR-32战机从南京起飞迎战。

  由于此次来袭的日驱逐机均为96舰战，又占据有高度优势，导致此战处处被动，参战的第五大队25队第3分队竟无一架霍克Ⅲ战机可以迫降至大校场，即便中国空军中性能最好的第三大队17队所装备的波音281战机也在当日损失了3架，第三大队大队长蒋其炎的右腿左腕均被击伤，其驾驶的波音281战机也被击成重伤，只得弃机跳伞。

  CR-32战机与苏制伊-153，英制斗士战机并称30年代性能最优秀的三款双翼战机。然而中国空军此时装备的这款CR-32战机由于机体老旧，磨损过大，维修不易，导致飞行性能直线下降严重。在面对机动性能并不逊与自己，水平速度、爬升率、升限远优与己的96舰战，CR-32战机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八时四十分，刘炽徽、黄居谷驾驶CR-32战机从南京起飞在青龙山上空拦截日机，首先与敌发生激烈空战，因众寡悬殊，被96舰战机群围攻，二机先后中弹燃烧，刘、黄均为国牺牲。

  两位烈士的作战经过中方并未详细记载，而日方的记载中则可见部分：“10时15分左右，第13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于南京发现一架霍克在右前下侧，高度3000米。山下随即对其实施掠袭并确认击落目标。僚机原田义光二空曹于10时左右发现一架菲亚特CR-32战机，后者位于右后方下侧，高度差1000米，随即从后进入掠袭。山下在进入第二次攻击时，发现菲亚特CR-32战机左转弯进入盘旋并陷入尾旋。”

  时任空军第四大队22队飞行员的龚业悌当日轮休，他在地面上观看了空战情况，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紫金山南端，我看见我们一架飞机被敌机三架追击，他们的速度极快，任我们那一架怎样的动作，都不能摆脱敌机的追击，结果着火下坠了。由于这一启示，我们才知道，他们有驱逐机来，而且性能是极其优越的。”

  “在同一个方向，又看见了敌我两机格斗，首先高度完全相等，开始回旋，渐渐敌机追到我机尾部，我机因转弯过久失速螺旋下坠，于是便飞机改正后向下俯冲脱逃，但敌人尾随很紧，我机拉平后复又以半横滚向下俯冲，本来如果继续以降低高度时可以逃脱的，可是后来又恢复上升，因飞机性能太差，而被敌击中，尾旋下坠，机中人跳伞得救。”

  “……我所看到的仅仅是这一空战空前激烈，我当时觉得非常的伤心，同来的同伴的情绪也是和我一样的，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只有我们的飞机被击坠落。”

  当日，日方宣称“第1批次：击坠26架（7架不确实），第2批次：击落7架”。这比当天中国空军出动的所有飞机数量还要多。我军实际损失为：7架战机被击落，7架受损，4人殉国，5人受伤。《空军抗日战史》承认此役：“我机因性能欠佳，且众寡悬殊，始终处于劣势。”由于日96舰战的性能太过强悍，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别规定：尽可能的避免与日军护航战斗机接触，除非敌机分散，有隙可乘，否则不得主动攻击。

  由于CR-32战机数量少，故障率高，再加上战损，导致可出战的机数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时间，CR-32战机仅有一两架妥善可战。因此，其在8月15日首战后，第8队的队员和飞机就奉命归属第四大队指挥，并被打散到各中队中配合作战。

  9月21日，第四大队奉命出发西安，准备赴兰州接收俄制战机。南京防空任务由第五大队指挥下属第24、25以及第三大队17队担任。到9月25日，整个南京仅剩1架波音281战机和8架霍克Ⅲ战机，总共9架战机还可出动。而全军仅存的一架CR-32战机尚在修复中。

  10月初，CR-32战机修复妥善，遂参加了10月6日的两场作战。10月12日下午，木更津航空队所属9架96陆攻与第13航空队所属11架96舰战，在飞行队长中野忠二郎少佐的指挥下向南京袭来。14时30分，第五大队24队队长刘粹刚率5架霍克Ⅲ战机、2架波音281战机、1架CR-32战机起飞迎敌。

  8队副队长陈有维驾驶的CR-32战机因其水箱约尚差四公升，然而时机紧迫，于是紧急升高与两架波音281战机共同编队。当他们飞至下关转弯时，猛地发现日机。陈有维看见17队队长黄泮扬从后方攻击日机，将一架96舰战击落，紧接着另一架96舰战与黄机缠斗在一起，随后双双消失不见。此时陈有维又发现下关方面飞来3架96舰战，于是摇摆机翼，招呼僚机共同发动攻击。他与日机缠斗多时，数度对头攻击，终因担心CR-32战机的水箱被击破，遂钻入云中规避。当他降落后发现战机上机翼前方的小油箱已被日机击坏。

  自10月15日起，这架唯一的CR-32战机便再次因故障进入了修理厂，直到10月29日方修复妥善。10月30日，这架编号806的CR-32战机与另一架刚修好的编号1706的波音281战机奉命飞赴汉口。11月7日，原第三大队第7队和第8队奉命撤销，原广西航空第一、二队改编为第7队和第8队，第五大队第25队改隶第三大队。

  此时，这架唯一的CR-32战机便被编入第三大队第25队中。根据《二十七年一月至五月我空军兵力编组概况表》显示，1938年1月初，第25队总共拥有11架霍克Ⅲ战机与1架CR-32战机。

  1938年1月4日11时13分，日海航第1联合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12架96陆攻、鹿屋航空队11架96陆攻从南京起飞，在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10架96舰战、第12航空队3架96舰战的保护下，突袭汉口。12时40分，第25队队长周庭芳驾CR-32战机率7架霍克Ⅲ战机从汉口机场起飞迎敌。

  周庭芳起飞后，紧贴云层飞行，遭遇日96舰战3架，其中1架高度稍低，另2架则在上空担任掩护，但距离较远。周庭芳是中央航校二期毕业的老飞行员，8.14空战中，他在广德机场上空，以一敌九，保住了空军第9队的全部轰炸机，一战成名，战后日本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空手入白刃”。此时，周庭芳见有机可乘，遂向下方日机俯冲攻击，射击数十发。此际上方的两架日机见状随即俯冲下来，向周机射击，幸而未能击中。由于众寡悬殊，周庭芳只得避入云中，安全回航。

  此役，日方宣称空中击落我机4架，地面击毁14架。我方实际损失为：被击落3架战机、击伤1架战机、迫降损伤1架战机，阵亡3人（含1名外籍飞行员），受伤1人。

  由于唯一的这架CR-32战机消耗过大，配件与燃料都难以获得，因此1938年2月后，该机便退出了现役，此后再也未能出现在中国的上空。

  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对中国的航空影响极大，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了中央航校洛阳分校，毛邦初和高志航还曾分别出使意大利。1935年建成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第二飞机制造厂）也是中意两国合办，用以生产萨伏亚S81B运输/轰炸机。中国还向意大利购买了包括CR-32驱逐机、布雷达Ba.27M驱逐机、萨伏亚S81B运输/轰炸机、卡普罗尼Ca.111RC侦察/轰炸机、萨伏亚-马尔凯蒂SM.72运输/轰炸机在内的多款飞机。

  然而意大利毕竟是法西斯国家，从政治利益方面出发也绝不会站在中国的一边。当中日全面开战后，意大利更是断绝了与中国的所有的军火贸易。因此，当1937年9月，航委会要求菲亚特公司交运该公司所推销的最新型的50架G50单翼驱逐机，以及2万枚意制航空炸弹时，被其断然拒绝。（其实直到1938年初，意大利空军也仅装备了首批12架G50单翼驱逐机而已。）

  虽然这款CR-32战机在抗战中的参战次数和击坠战绩并不突出，但即便这样，它仍然是中国购买的所有意制战机中表现最好的一款机型。

  因此，从这款几乎默默无闻的战机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抗战前的意大利，到底给中国航空带来了怎样的帮助。

  《空军战斗要报及往来信函》（1937年10月），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1949年之前的中国飞机与航空百科》，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中国上空的鹰（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 1937—1941）》，作者：张青松。

  《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1909—1949）》，作者：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

  《菲亚特之“箭”——菲亚特CR.32双翼战斗机》，《兵器》杂志（2008年第9期），作者：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