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份外卖后享用美味午餐、拆开一件快递后享受心动好物……在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这样与塑料包装见了一面又一面。或许有些邂逅太过平常且匆匆,我们也因此而未能察觉;但毋庸置疑的是,塑料包装早已成为维持我们日常生活正常运作的重要元件。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塑料包装行业长期处在稳定增长态势,在包装产品结构占比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纸包装。然而,当我们以“环境议题”的视角来理解塑料包装的存在时,多数人习惯于将“塑料包装”与“不环保”间划上等号。
在今年第55个“世界地球日”之际(2024年4月22日),澎湃新闻紧扣本年度主题“Planet VS Plastics”,特别推出了融合科普知识与问卷调研的研究报告《重识塑料,重塑美好生活——中国公众塑料环保消费行为认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受调查者(45.7%)认为纸质包装更环保,而认为塑料包装更环保的人仅占8.6%——在某一些程度上侧面印证了上述观察。但事实上,没有哪种材料是绝对环保的,甚至有科学研究发现,塑料包装在针对相同内容物及实现类似包装需求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包装材料及形式的全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及环境代价表现更具优势。
不过,公众对于“塑料包装不环保”的误解并非空穴来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早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以石油为主要原材料的传统塑料包装,在废弃后未能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大量温室气体,进而加剧环境挑战。202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全球塑料展望》中表示,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会被回收利用,19%被焚烧,近50%被送往填埋场,而剩下22%的结局则会是:被丢弃在不受控制的垃圾场、露天焚烧或泄漏到环境中。因此,塑料包装确实存在一定的引发环境问题的风险,但正如陶氏公司包装与特种塑料业务部亚太区可持续发展业务资深总监肖科达曾在之前的所说:“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塑料本身,而是进入环境的废弃塑料。”
然而,塑料包装将与人类长期共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塑料集耐用性、轻便性、保护性、经济性等特质于一身,其在包装材料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下发的《关于逐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也肯定了塑料应用的必要性:“塑料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是重要的基础材料。”
实现“塑料包装循环经济” ,或是人类针对这一问题能够做出的优秀答卷。2024年,正值中国提出“全力发展循环经济”20周年,回首过去的二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推动循环经济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塑料包装循环经济”的推进不仅是对过去努力的延续,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天气,全球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均是碳排放对地球环境能够造成伤害的具象表现。因此,“零碳未来”已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愿景。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形成了以“国家自主贡献(NDC)+每五年一次全球盘点”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即每五年检查一次全球气候治理成果和目标之间的差距——足以从中窥见国际社会在迈向零碳未来上的决心。2023年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迪拜举办,完成了首次全球盘点。基于盘点成果达成的最终协议更是在呼吁:“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这关键的10年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
而我国也积极跟随国际社会的脚步,在“碳减排”行动中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于2020年9月22日举办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并于2021年10月,先后出台《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大“顶层设计”文件,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奠定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会议或政策的内容来看,国际社会与我国均将“循环经济”视作实现零碳未来的重要解法与必经之路。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一种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清华大学温宗国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循环经济助力中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潜力-以塑料、纺织及农业-食品领域为例》(以下简称《研究》)中也精确指出:“循环经济不同于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而是将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脱钩,以促进自然资源再生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对实现‘双碳’目标具备极其重大作用。”
而顺着这一解决思路,“塑料包装循环经济”这一具体方案应运而生。当前,国际社会和我国也在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方针,以推动这一方案的具体落实。2022年3月,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续会通过了《终止塑料污染决议(草案)》这一历史性决议,指出要“建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到2024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涉及塑料制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其生产、设计、回收和处理等。” 前不久,欧盟已就改变废弃包装解决方法的规则达成临时协议,提出未来投放市场的任何塑料包装部件都必须含有最低百分比的回收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消费后塑料废物中回收的;并预计自2030年1月1日起,禁止某些一次性塑料包装的使用。我国也曾在《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到2025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1000万个。
《研究》明确厘清了循环经济视角下塑料需经历的循环环节——依次为生产环节、使用环节、废弃回收环节、废塑料再生环节、环境泄露环节,并重新循环至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的新的生产环节。其也精确指出,循环经济遵循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首要倡导从生产设计之初就避免废弃物和污染——强调了生产环节对于塑料包装循环经济实现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可回收设计”这一具体举措。肖科达也曾表示,“所有的包装,如果在设计源头是不易回收、不易循环再生的,在后续的环节,则无法产生足够的价值以覆盖回收的成本。”对此,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一将易回收设计思维根植于生产环节的具体路径,实际是在源头上就种下环保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过往生产的塑料包装很多是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但不一样的材料所采取的回收方式却不一,需分别回收。然而,由于将复合后的不一样的材料剥离开来的难度较大,致使塑料包装回收的难度大、成本高——可以被视作是“易回收”思维在生产环节中缺失而导致的不良反应。但正是这一长期存在的“生产—回收”痛点,为处于塑料包装领域价值链上游的化工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将“推动传统复合材质塑料包装转向单一材料塑料包装”作为新的探索方向。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材料科学公司,陶氏公司长期致力于发展塑料包装循环经济,在“单一材料塑料包装”这一赛道上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现已成功研制出一系列全聚乙烯单一材料解决方案,并已将其应用于现实场景之中。
2021年,应用陶氏INNATE™ TF双向拉伸聚乙烯树脂(TF-BOPE)的易回收包装解决方案已被应用于立白集团旗下的洗衣凝珠。据立白集团估计,若按计划在2025年前用这一包装方案替换立白集团旗下所有不易回收软包装,将有利于每年减少400万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此款解决方案,于去年也被应用在了蒙牛的酸奶外袋,并正在推广向更多应用场景。
此外得益于使用陶氏ELITE™ AT 高性能树脂,宝洁公司创新应用的快递包装“空气胶囊”成为了首个获得“双易认证”(即“易回收,易再生”)的新型电商包装。对于“空气胶囊”而言,它要良好的阻气性能以防止气体泄漏、使包装充盈,从而给予其中的商品以缓冲保护。具有的高阻气性特征的陶氏ELITE™ AT 高性能树脂不仅无需与尼龙等其他材料共挤就能达到阻气效果,帮助空气胶囊实现易于回收的全PE结构这款创新电商包装,无需额外使用纸箱、填充物、胶带等来增强抗压能力,从而可减少40%的包装重量。
因此,“空气胶囊”不仅实现100%可回收且易回收,还有效践行了循环经济中的“减量化”原则,即在包装达到基本性能指标的基础上减少包装材料用量。然而,虽然上述这些创新技术与创新解决方案在不断为塑料包装循环经济赋能,但肖科达坦言:“我们也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新型材料较高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难免会使一些下游的品牌商望而却步。”而相比于传统塑料材料,这种成本溢价主要源自于两方面,肖科达进一步解释道:“一是来自于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些新的工艺;二是从生产规模上看,在我国,如BOPET, BOPP等传统包装材料的应用规模已达到了上百万吨级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单一材料软包装创决方案的应用规模尚小还在起步阶段,成本无可避免的比大规模生产的方案要高。”
据《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2023年度)》显示,2023年,中国的再生塑料产量约为1600万吨,较2022年(1550万吨)增加50万吨,涨幅为3.2%。伴随着国内外对“塑料包装循环经济”的政策导向,再生塑料的需求量将逐步攀升。相关预测表明,预计全球再生塑料市场规模将从2021年的279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的435亿美元。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窥见,再生塑料市场的潜力巨大。当前,已有许多处于塑料再生与塑料利用端的企业做出了积极行动。
2020年,陶氏公司推出消费后回收(PCR)树脂配方作为陶氏公司在再生塑料领域的全新解决方案,以期在再生环节助力塑料包装循环经济的实现。为减少物流中间环节带来的重复与过度包装。得益于使用陶氏REVOLOOP™消费后回收树脂,希悦尔中国于今年4月已经商业化量产了其首款回收塑料含量高达95%的气枕包装,大幅度减少对原生树脂的依赖以此来降低包装的碳足迹。据陶氏公司介绍,这款新型PCR配方树脂,含有40%的消费后再生材料——均来自从亚太地区回收的硬质或软包装废弃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100%可回收。其优点是,不仅能促进对废弃塑料的再生利用,还能有效阻止塑料垃圾再度流入环境。此外,这款新型树脂在具有与原生树脂相当性能的前提下,还可有实际效果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水消耗量并节约能效。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共同发布的《中国塑料的环境足迹评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每吨废塑料再生造粒仅排放 0.6 吨二氧化碳,再生塑料既减少了垃圾处置量,也提升了塑料制品的环境友好性。
然而,由于回收阶段存在的成本问题,近年来,国内高质量可溯源再生塑料价格普遍高于原生塑料。而从“价格倒挂” 现象能更加进一步窥见当前再生塑料市场发展存在的阻力:缺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肖科达对此进一步解释道:“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就是某种商业行为产生的价值需高于其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再生塑料行业生态链上的企业有自驱行动的意愿。毕竟单凭一腔热情是很难长久的。”而这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可以具体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降本”,二是“增值”。
由于再生塑料行业仍处于“启动”阶段,且成本通常与产业规模关系紧密,因此较高的启动成本似乎无可避免。基于此,肖科达认为“降本”有赖于产业政策的指导。具体而言,就是在政策提供一定的补贴额度的同时,寻求一种机制,将行业的总体成本合理分摊给所有的环节中的各个主体,以减少单个主体需承担的成本额度,而当这一经济彻底滚动起来、行业形成规模后,降本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肖科达将其与电动汽车行业作类比,“假如没有国家的政策补贴,电动汽车行业也是完全不可能启动的,初始阶段它一辆车的成本可能就是燃油车的两三倍。但在今天,它的成本甚至有可能低于传统的燃油车。”
而“增值”则在于,如何让我们消费者识别并愿意为这样的再生塑料包装买单。“把外化的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当中来,导致再生塑料价格较高,而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通过末端的品牌溢价、设计溢价和技术溢价把这个成本抵消掉。”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杜欢政教授认为,这其中的大部分成本最终很有可能会由消费者来承担。澎湃新闻《重识塑料,重塑美好生活——中国公众塑料环保消费行为认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调查者愿意采购含再生塑料包装的食品或日化用品。因此,能够最终靠设计明确的包装标识帮助消费者准确识别进而“驱动”价值。此外,“基于消费者的偏好来提供符合市场预期的包装设计”、“引导消费者认识到再生塑料的减碳价值进而激发其购买欲”, “强制的包装标识,区分易回收及不易回收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等,都可当作可实践的“增值”思路。
当我们从循环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塑料包装时,手里那层不起眼的、重量几乎能忽略不计的薄膜,竟与人类一样,需经历如此复杂的生命阶段。它经历了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废弃和潜在的再生利用的完整循环,每一步都与不同的角色和利益相关者紧密相连。然而,作为消费者,我们往往只与这些塑料包装有短暂的交集,随后便将其遗忘在生活的角落。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废塑料回收率约为 30%,而生活源塑料软包装回收率仅为 8.7%;大量的废弃塑料软包装被填埋和焚烧,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隐患。事实上,塑料软包装中由于大量的多层多材质结构只能作为低值可回收物被回收,其再生利用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由于其使用量大、材质复杂、质轻且价格低,使得回收过程变得尤为困难,回收率远低于废弃塑料的平均水平。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塑料软包装的循环利用是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关键一环。正如杜欢政教授所言:“循环经济的重点是构建一个完整的闭路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产业链中的每一方利益相关者都必须携手并进,共同创新,并最终实现盈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从生产者到消费的人,再到回收和处理企业,处于塑料包装生命轨迹里的每一方主体都需要热情参加,一同推动塑料包装的循环利用。
幸运地是,这样良性的生态循环已经被开启。面对塑料软包装回收难这一循环痛点,为初步探索低值可回收塑料回收利用的可行性和经济性,2022年12月22日,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GRPG)和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联合陶氏等材料企业及百事、宝洁、玛氏等24 个子品牌 83 个产品,共同发起了“软塑新生”项目。该项目从生态建设、政策引导、公众教育和生态数据库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帮助消费者识别哪些塑料软包装更具有回收价值——NGO、企业端、消费端如此形成共动。成立至今,“软塑新生”项目累计回收塑料软包装超过10000吨。
“软塑新生”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为再生塑料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未来的循环经济图景描绘了积极的缩影。随着更多积极的案例涌现,我们始终相信塑料包装所处的生态系统将实现更高效的循环,为人类迈向零碳未来贡献力量。